历史
早期历史
1884年，布拉拉德（Burrard Inlet）地区有114名中国人，其中有60名锯木厂手，30名厨师和洗手，十名店员，五名商人，三名已婚妇女和一名妓女。
1885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anadian Pacific Railway）宣布铁路终点将延伸至该地区后，又有中国人在福溪（False Creek）北部定居。铁路工人的 到来导致温哥华的人口增加，同时华人数量也出现增长。
在人口大量增长后，1886年4月，温哥华市成立，于是有了更多的华人前来这里。当时的华人主要来自广东，许多中国人到达后都在黑斯廷斯锯木厂（Hastings Mill）工作。业主雇用华人来砍伐森林，因为华人是当时最便宜的劳动力。
当时，华裔称温哥华为“咸水埠”，新威斯敏斯特为“二埠”；而称维多利亚为“大埠”。
在温哥华城市的早期，对华人存在一定的歧视行为，甚至包括暴民暴力。当时的报纸甚至呼吁阻止华人在温哥华生活以，而大温哥华火灾后的街头决议要求阻止华人返回。在该时期的报纸中，《不育之山的海洋》（In the Sea of Sterile Mountains）一书的作者詹姆斯·莫顿（James Morton）认为，“反华情绪似乎是一致的”。白人和中国人之间存在明显的工资差距，据《咸水城：温哥华华人故事》（Saltwater City: Story of Vancouver’s Chinese Community）作者保罗·伊（Paul Yee）说。，中国工人的低薪是白人反华情绪的“经典解释”。莫顿指出，尽管存在大量白人劳工，但“贪婪的投机者”还是选择雇用中国劳工。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渴望工作机会平等的加拿大白人是反华情绪的另一个重要因素。1886年初，温哥华市长选举中，一个政党阻止了中国人投票。
1900年，唐人街有36家中国洗衣店。市政府于1893年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在Carrall和Columbia之间的Pender Street段是唯一可以从事洗衣业务的地方。保罗·叶（Paul Yee）表示，执行该法律非常困难，因此，在1900年，允许的区域只有两个中国洗衣店。市政府后来通过了危害较小的中国洗衣店的法律，以使白人拥有的洗衣店受益，因此中国人聘请律师威尔逊·塞克勒（Wilson V. Sekler）推翻了这些法律。
20和21世纪
1907年，亚洲排斥联盟（the Asiatic Exclusion League）在温哥华发起了一场游行，反对来自亚洲的人。这场游行最终演变为骚乱，对温哥华的唐人街和日本城造成了破坏。
191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温哥华有3,559名华人，拥有加拿大全国最多的华裔人口，这些人几乎都住在温哥华的唐人街 ，这也是加拿大最大的唐人街。人口普查显示，1911-1914年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1年）之间的移民，使得温哥华的华人数量增加到6,500，其中包括大约600名妇女和500多名在公立学校读书的儿童。传教士的报告指出，在温哥华的华人中，有7％是在加拿大出生的，共有210个中国家庭。到20世纪20年代，华人社区已经有六所学校和一所医院提供服务，同时还有两家提供娱乐的中国剧院。
由于大萧条（发生于1929年9月4日，起源于美国，负面影响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很多中国人离开一些小镇，开始在温哥华和维多利亚这样规模较大的城市定居。1931年，温哥华和维多利亚的华人总和比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其他地方的华人还多。
20世纪中叶，由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些农业的崩溃，中国人开始从BC省的小城镇搬到温哥华和加拿大东部。20世纪50年代，美国农业的兴起使BC省当地的园艺市场无利可图，这剥夺了留在该省内陆地区中国人的生计，其结果是从此开始的中国小镇人口的减少。1961-1962年，温哥华地区居住的华人达到约18,000名。
20世纪中叶，一些中国大陆人由于政治原因来到温哥华，还有一些台湾人由于台海紧张局势也来到温哥华。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由于对即将到来的1997年香港移交感到焦虑，一些香港人也涌入温哥华。这使得温哥华的华人人口出现了爆发性增长。
地理
截至2011年，大温哥华地区有超过450,000名中国人。温哥华因其庞大的中国人口，而被冠以“亚洲以外的最亚洲化的城市”称号。
在大温哥华的所有社区中都有大量的中国人口。大温哥华地区的列治文（Richmond）从2013年开始，华人人数比加拿大白人居民多，被誉为“北美最中国化的城市”。
华人遍布整个温哥华市，以地域来看，东南温哥华大部分地区的居民中有40％是华人。格兰维尔（Granville）和周边地区也有中国人口，温哥华市的唐人街是加拿大最大的唐人街。
1981年，大温哥华地区的绝大多数华人居住在温哥华市（City of Vancouver）。当时华人集中在温哥华的东端，即唐人街和斯特拉斯科纳（Strathcona）。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人搬到了Kerrisdale和Shaughnessy。在这些社区中，中国人建造了大型的现代风格房屋，以代替都铎风格（Neo-Tudor style）和其他20世纪初的风格房屋。
列治文的华人高度集中，金村地区（Golden Village）华人占比最高，达居民总数的80％，该地区集中在三号路，这条路有很多华人企业。温哥华太阳报的道格拉斯·托德（Douglas Todd）写道：“列治文仍然最具有中国元素的地方”。1997年，在列治文新移民的中国人被刻画为富有的“游艇人”。列治文（Richmond）在1981年的中国人寥寥无几，大多数人口普查区的占比不足5％，没有超过10％华人的小区，之后在列治文的华人比例不断增加。1986年，该市有8,000名华人，占列治文总人口的8.3％，占温哥华地区华裔加拿大人的9％。到1991年，列治文人口的16.4％为加拿大华裔，11％为华裔移民。在1997年，Ray，Halseth和Johnson写道，新的中国移民正在绕过温哥华而直接搬到列治文。
与低陆平原的其他大多数地方一样，高贵林北部地区也有较多中国居民。此外，北本那比的哈利法克斯街（Halifax Street）和肯辛顿街（Kensington Street）地区等也是华人居民相对稠密的地区。
人口统计
1964年，温哥华地区有16,700名华裔。大多数为粤语人口，他们主要来自广东的四邑（新会、台山、开平和恩平）。其中，客家人约50人，中国北方人约50-60人。（客家这一称谓源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给客制度及唐宋时期的客户制度。 移民入籍者皆编入客籍，而客籍人遂称为客家人。客家是唯一一个不以地域命名的民系，是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
1992年，温哥华是中国以外的第二大华人聚居地。
加拿大统计局2006年的数据显示：整个大温有381,535名华人，占该地区少数族裔总数的43％。2006年，大温哥华地区有396,000名中国人。这些华人在温哥华的分布如下，168210在温哥华市，75730在列治文，60765在本拿比，20205在素里，19580在高贵林，5835在三角洲，3,770人在新威斯敏斯特为 ，在西温哥华为3,360 。
2009年的时候，约30％的温哥华居民拥有中国血统，在大温的所有血统中数量最多。
2012年，中国大陆取代香港成为中国移民到温哥华的主要来源。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丹·希伯特（Dan Hiebert）在2013年进行的一项研究预测：到2031年，大温的华人数量将达到809,000。
来源
截至2011年，大多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华人移民都去了温哥华，在整个省的华人移民中，大多数人来自中国大陆。历史上，移民多数来自香港，台湾紧随其后。由于中国大陆政府禁止双重国籍，而香港政府允许其永久居民也持有西方国家的国籍。与大陆人相比，香港人有更多的动机来到温哥华。
根据加拿大人口普查数据，在1996年至2001年期间，中国大陆到达温哥华的人数超过了香港到达温哥华的人数。在温哥华的香港人数量在1996年至2006年期间有所下降。2006年，温哥华有137,245名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而当年在同一城市有75,780名香港移民。1996年至2006年期间（特别是2001年至2006年），香港人的移民数量下降了12％。从1996年至2006年，《南华早报》的伊恩·杨（Ian Young）写道：有29,325名香港人离开温哥华，而根据人口普查数据，仅有18,890名香港人抵达温哥华。同时，1996年至2006年，来自内地的人口增长了88％。2012年，有7872名中国内地人抵达温哥华，而只有286名香港人抵达同一城市。根据莱伊的说法，移民的人口统计数据发生了变化，因为“想要（加拿大）护照的每个人（来自香港或台湾）都得到了它”。
截至2008年，温哥华地区有5万台湾人。
中国大陆人在温哥华
到2011年，许多中国大陆人定居在温哥华。彭博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一位房地产经纪人雷伊（Manyee Lui）的话，将其形容为中国移民进入这座城市的“第三次浪潮”。彭博在2011年同一篇彭博社的文章中引用了来自上海的温哥华居民凯西•龚（Cathy Gong）的话说，由于气候以及公认的高品质公立学校，中国大陆人口正迁往温哥华。一些来自温哥华的内地人家庭，丈夫在中国工作时，妻子和孩子在温哥华生活。2013年，Young写道：“证据表明，中国大陆的妻子通常留在温哥华，为缺席的丈夫提供公民身份的居所。”
香港人在温哥华
加拿大所有省份中，BC省是香港定居者中比例最高的，而温哥华又接纳了大部分定居在BC省的香港人。1997年香港移交和1980年代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刺激下，许多专业人士移民到了温哥华。因此，与先前的中国移民浪潮相比，20世纪末期香港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高。截至2013年，总部设在温哥华的一些香港源家庭，都是跨国的，这意味着该家庭的成员可能会在香港和温哥华之间迁移。
语言
从历史上看，粤语是大温华人的主要语种，该社区的广播电视节目中也经常使用这一语种。1964年，客家人都讲客家话和广东话。截至1970年，温哥华说客家话的华人不到100人。到2003年，由于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增加，普通话开始出现，媒体中也得到应用。到2012年，普通话在大温地区已经取代广东话。
列治文通常同时讲广东话和普通话。
机构
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除了教育和娱乐组织外，许多温哥华华人还根据其宗族和地区建立了协会。1964年，温哥华有大约80个中国社团。到了20世纪60年代，没有自己的正式社区协会的华人社区中，还存在着由华人企业建立的临时社区组织。
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老志愿者协会无法适应当时香港新移民的需求，因此他们的影响力和声望下降了。新的加拿大华人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左右开始发展，新到的香港移民参与其中。领导新组织的人往往是香港人。《香港移民与温哥华华人社区》的作者Graham E. Johnson写道，当时的组织异常“繁荣”。
慈善协会和其他社区协会
中国慈善协会是整个中国华人社区的代表。
在温哥华的中国慈善协会（CBA），截至2006年，有2000名成员，是各总部位于温哥华的中国企业组成的联盟。道格拉斯·艾特肯说，CBA是20世纪上半叶温哥华唐人街的最重要组织。温哥华太阳报写道：“他们统治着唐人街的一切。” 这个组织最早成立于1896年，十年后注册为非营利组织。
截至1991年，加拿大中国慈善协会（CBAC），有600人，其中大部分是台湾移民。这个社团由11个小组构成，于1979年与CBA分离。CBAC的总部位于温哥华，在加拿大其他城市设有分支机构。它资助了开设普通话班的华侨公立学校；提供小型仲裁服务；为华人社区提供娱乐活动。
氏族协会
诸如Lim协会，Mah协会和Wing协会等氏族协会是在20世纪初期建立的。协会召集了拥有相同中文姓氏的华人。1923年，温哥华有26个氏族协会，到1937年，这个数目增加到46个。
1964年，温哥华地区大约有23个氏族协会。那年，氏族协会建立了三个阅览室。20世纪中叶的香港移民并没有加入氏族协会。
2008年，在温哥华唐人街还活跃着11个氏族协会，他们在唐人街总共拥有十二座建筑物,继续在那里举行会议和活动。尽管1903年，林学会（Lim Society）建筑物和Mah Mah建筑物状态良好，但是在2008年，许多建筑物的状况仍然不佳。于是，十一个氏族协会成立了唐人街协会遗产建筑协会，以促进氏族协会建筑的翻新。
黄氏慈善协会成立于1911年，该协会接纳黄氏家族的成员。该协会经营汉星体育集团，从事舞狮表演。1991年，它有700个成员。
文化中心
1973年在温哥华唐人街黄氏慈善协会举行的会议中，成员们决定建立文化中心。
中国文化中心（CCC）位于温哥华的唐人街，它管理文化，娱乐和培训。1991年，它有40名培训教师和16名管理人员。文化中心建设委员会有21人参加，CCC于1974年注册，它于1980年9月迁入永久性建筑物，其活动内容包括语言培训，艺术课，语言课和春节庆典。
中山古典园林学会在温哥华运作，该协会的目的是筹集资金以完成中山古典花园。
兄弟联谊会（Fraternal associations）
兄弟联谊会是一个政治派别，建立了会所，并印刷报纸。
温哥华华人共济会（VCF）是1888年成立的华人共济会的本地分会，它和国民党是1964年温哥华的两个主要兄弟会。到1991年，VCF已超过3,000名成员。共济会分会于1907年成立了加拿大最古老的中文报纸《中国时报》。VCF设立了由81个单位组成的容纳老年人的华人共济会高级办公楼，并建立了有体育活动的华人共济会体育俱乐部。
地区协会
有一些会馆协会为来自其特定原籍地的人们提供福利。1964年，广东的六个地方在温哥华地区都有这样的协会，当时大多数华裔温哥华人起源于这些地方：恩平，开平，番禺，泰山，新会和中山。1898年，温哥华至少有十个地方协会。温哥华的地方协会的数量在1923年为12个，在1937年为17个。20世纪中叶的香港移民没有加入地方协会。
社会服务组织
在20世纪中叶第一个为香港移民提供社会服务的华人组织是青年妇女基督教协会（YWCA）或“ Pender Y”，它位于唐人街与彭德街交界处的唐人街一侧。Pender Y最初建立了工作技能计划，以粤语和英语分发有关基本服务的信息，并提供了咨询服务。香港移民之所以受到YWCA的吸引，是因为他们光顾了在香港成立的YWCA。
1973年，SUCCESS组织成立，它是北美华人社区致富服务协会的缩写，旨在为华人提供社会服务，它是由香港的几位人士创立的，Maggie Ip（第一任主席）、 Jonathan Lau, Linda Leong, Mei-Chan Lin 和 Pauline To。截至2003年，它有350名员工，在温哥华设有总部，并在大温哥华地区设有其他11个办事处，其预算为1600万美元。从2006年到2010年，该组织由前温哥华市议员Tung Chan领导。
1992年，温哥华华裔加拿大人协会（VACC）成立。它帮助进入加拿大后申请难民身份的中国人。黄胜文（Victor Wong）担任执行董事。在1999年夏天，有599人乘船抵达，VACC参与了其中。
其他协会
温哥华中国消费者协会（CCAV）调解零售企业与其客户之间的纠纷，成立于1986年。截至1991年，它由移民和英国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领导，有200多名香港成员。
华人社区还建立了赌博社团，音乐社团和青年俱乐部。在1994年之前，最早于20世纪20年代成立的中国“音乐社团”在温哥华有一定知名度。
商业
餐馆
温哥华的中餐馆，无论是在华裔还是非华裔中，都非常受欢迎。
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大量香港人涌入温哥华，广东风味的餐馆开始出现在温哥华。火锅餐厅在20世纪90年代变得非常受欢迎。来自香港使用BC省海鲜的星级厨师的出现，温哥华的中餐馆在质量上享有盛誉。2011年，列治文的大多数中餐馆都提供粤菜，其客户群大多数是华裔。温哥华太阳报的米娅·斯坦斯比写道，这座城市拥有中式餐馆的“源泉”，“有人说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中餐”。1997年后，由于中国大陆人的涌入，列治文非广东风味餐厅开始出现。
中国餐厅奖（CRA，The Chinese Restaurant Awards），由黄宏发（Stephen Wong）和克雷格·斯托（Craig Stowe）共同创立，现在由Rae Kung主持。中文餐厅奖定期对中文餐厅进行排名，并在其网站上显示其排名（网址：http://zh.chineserestaurantawards.com/）。它拥有“食评人大奖”，“食客心水之选奖”和“美食博客大奖”。Stainsby描述奖项为：“人们欢迎，大温哥华地区的中国菜”，CRA可以“引导大温哥华地区的当地人和游客去消费。”
大型购物中心
在大温哥华有一些针对华人的大型购物中心，以服务加拿大华语社区。尽管这类购物中心在整个温哥华及其许多郊区都很常见，但大多数经营迎合华语人士的购物中心都集中在列治文、高贵林市中心附近和本那比的都会镇中心地区。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此类购物中心在大都市地区开始建造。列治文的时代坊（ Aberdeen Centre）是温哥华地区第一个大型的华裔大型购物中心，它于1989年开业。时代坊之后建造的列治文华人和亚洲购物中心，包括大陆中心，宇宙广场，太平洋广场，帕克广场和八佰伴中心 （Continental Centre, Cosmo Plaza, Pacific Plaza, Parker Place, and Yaohan Centre）。温哥华地区的其他中国和亚洲购物中心包括本那比的丽晶购物中心，高贵林的亨德森广场购物中心和萨里的加拿大亚洲中心（ Burnaby’s Crystal Mall, Coquitlam’s Henderson Place Mall, and Surrey’s Canada Asian Centre）。
截至1999年，在列治文市中心购物的白种人数量很少，主要原因就是语言问题。在英语居民的长期投诉之后，尽管列治文中心采用了英语告示牌，并在市政府官员与华裔商业界举行会议之后，个体商店也被要求雇用会说英语的雇员并使用英语告示牌。但是由于一些销售人员对英语的理解不充分，一些英语使用者在购物时还是会遇到困难，他们在华人购物中心会感到不适，并认为自己受到歧视。
超级市场
由于温哥华华人人数的增加，到1994年，温哥华的许多超市都出售中餐，而华裔和非华裔华人都会购买这些食品。T＆T大统华超市由Cindy Lee和她的丈夫Jack于1993年成立。T＆T成为加拿大最大的亚洲连锁超市。截至2009年，它在温哥华地区拥有八家商店，在全加拿大拥有17家店。同一年，大统华被加拿大最大的杂货零售商Loblaw Companies Ltd. 以2.25亿元收购。
运输
随着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的交通繁忙度（包括移民）增加，飞往中国的航空服务被建立。1987年，国航建立了温哥华分公司，它是最早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开展业务的中国内地公司之一，其他中国内地航空公司纷纷效仿，[95]包括中国东方航空、中国南方航空和四川航空。2011年6月15日，南航从温哥华到广州的飞机起飞，这是加拿大飞往该城市的首趟直飞航班。截至2014年7月，温哥华和中国之间每周有72班直航。北京首都航空定于2016年12月30日开始在温哥华，青岛和杭州之间服务。
加拿大航空从温哥华到北京，香港和上海都有自己的航班。国泰航空提供以香港为中心到温哥华的服务，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和长荣航空提供以台北为中心到温哥华的服务。
媒体
截至2009年，在温哥华所有主要种族类别中，中国的媒体产品数量位居第二。
飞兆集团经营飞兆电视Fairchild TV和城市电视Talentvision。
四种中文日报，《明报》，《星岛》，《 世界日报》和《上升周刊》，迎合了该市庞大的广东话和普通话人群。
由中国emigres创办的全球性报纸《大纪元》的通过大都市的免费信箱分发。
基督教报纸《真理月刊》（Truth月刊）在温哥华出版，该报纸是繁体中文。
历史媒体
加拿大的首批中国报纸之一——中国改革公报，由温哥华分公司公布中华帝国改革协会发布并主张康有为的执政理念。20世纪初期的中国改良派团体，还出版了另外两家主要报纸。华英逸博(The Wah Ying Yat Bo，中英双语每日新闻)是基督教徒创立的，后来被Cheekongtong收购，1907年成立了大鸿博。1908年，华英逸博被撤销。
《大陆时报》（The Dai Luk Bo）于1908年在温哥华开始出版，倡导支持中国革命，但在次年解散。
在孙中山的追随者冯子瑜担任大鸿博的编辑之后，大鸿博开始采取亲孙中山的立场。
20世纪00年代末和10年代初，Cheekongtong和Rixin Bao的报纸相互冲突。前者要求革命，而后者则要求没有革命的良性改革。1911年，中国革命发生。1914年，The Tai Hon Bo 更名为Tai Hon Kung Go（《中国时报》）。20世纪70年代，Tai Hon Kung Go仍在运作。
《唐人街新闻》是一份双周刊的英文报纸，是由在加拿大出生的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创始人是Roy Mah。该报纸关注加拿大的政治事件，而不是关注中国内部的政治冲突。该报一改之前中文报纸的特色，转而将重点放在加拿大出生的华人感兴趣的事物上。该报一直延续到1995年。《华人新闻周刊》和《新公民》也分别由当地出生的华人分别于1936年和1949年成立，但由于运营时间短而关闭。
《加拿大早报》（Jianada Zhongguo Chenbao）是国民党报纸，是一份左派报纸。
唐人街新闻Chinatown News由中国青年协会创办，于1961年2月出版。它最初是双月刊，后来变成了每周一次。1970年秋，英文版本开始出版。
温哥华历史还存在过以下华语报纸：《中国时报》，《中国之声》和《新共和国》（Chinese Times, Chinese Voice, and New Republic）。
政治
温哥华市的华人政治
截至2005年，位于温哥华的政治人士中有12％拥有中国血统。与该城市中国血统的总人口（占温哥华总人口的30%）相比，这形成了0.40的比例指数。从这个比例上看，华人似乎不太热衷于从事政治活动。
但是，华人貌似不太热衷于从事政治活动，其实是深受历史影响。
1886年，温哥华成立时，其宪章指出，原住民和中国人没有选举权。黑斯廷斯磨坊的经营者亚历山大·RH（RH Alexander），亲善华人，要求他的中国雇员投票，但是白人通过民意调查的方式，制止了亚历山大及其拥护者的行为。这些白人是大卫·奥本海默（David Oppenheimer）的支持者，而奥本海默正是温哥华的第二任市长。20世纪00年代开始，温哥华市禁止中国人投票。省级投票禁令也被颁布，温哥华的华人无法有意义地参与加拿大政治活动。
1899年7月24日，亚历山大·库默（Won Alexander Cumyow），叶卓妍（Charley Yip Yen），陈才和黄玉山（Yu Yushan）等几位商人成立了中华帝国改革协会（CERA ）的温哥华分会，该组织要求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良性改革。
1906年，该组织更名为宪政党，主张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而不进行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华人社区成员为这场革命提供了资金。随着温哥华华人人口的增加，华人在BC省的政治活动开始在温哥华集中。
辛亥革命后，车公堂改名为共济会。虽然共济会为中国革命做出了贡献，但并未得到国民党的青睐。共济会与国民党加拿大子机构中华民族同盟，争夺政治影响力，包括控制温哥华CBA（加拿大生华人）。后来，共济会与立宪党进行了结盟。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民党和共济会才没有继续发生冲突。
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温哥华地区的中国报纸开始要求其读者参加选举。在1968年和1970年的温哥华市级选举中，分别有三名中国候选人参加竞选，但他们并没有获得成功。
到1985年，温哥华市有了一名中国议员。Bill Yee，他也是温哥华市议会的第二个少数族裔，当选时间为1982年（桑德拉·麦科于1988年当选)。到1994年，中国的政治家们已经在温哥华崭露头角，他们在温哥华地区的许多政治组织中当选。这些政治人物大多数来自香港。自20世纪80年代到2009年，温哥华市议会中一直有中国成员。
20世纪90年代，温哥华一些居民区的白人居民批评中国人拆除了旧房，并在自己的位置建造了较大的新房。这些投诉者认为中国人和他们的新房子是“对传统文化的冲击”。
2014年，温哥华市颁布了一项款项计划，以保护温哥华唐人街及邻近的市区东区的中式建筑。
大温哥华其他城市的政治
2001年，加拿大列治文选民向列治文市议会提交了三名候选人，其中包括两名中国人，但没有人赢得议席。
2013年，克里·斯塔丘克（Kerry Starchuk）撰写了一份请愿书，认为列治文（Richmond）仅有中文标志是一个问题，这份提案有1,000多个人签名。市议会的回应是无视请愿。当时，市议员除市长马尔科姆·布罗迪（Malcolm Brodie）外，都是讲英语的白人。在2013年《国家邮报》的社论中，克里斯·塞利（Chris Selley）辩称，市议会无视这一请愿书是正确的，理由是加拿大联邦没有强制性语言标志法。到了2014年，市议会已经改变了立场，并正在研究如何禁止仅使用中文标识。当时，列治文的几位非华裔人士认为，没有英文仅有华文标志对那些非华裔人士意味着拒绝。那一年，《国家邮报》的特里斯汀·霍珀（Tristin Hopper）写道：“没有人会质疑列治文（Richmond）中文标志的数量正在增加，但绝大多数应同时采用英文文本。”
到2014年，“加拿大第一批判”批评在大温哥华地区有中文标志。那年，其发言人北温哥华居民布拉德·萨尔茨伯格（Brad Saltzberg）向西温哥华市议会写了一封信，反对使用中文标志。西温哥华市长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批评了这一运动。
1908年，中国人被禁止在市政选举中投票，加拿大和解协会负责人比尔·朱（Bill Chu）努力让新威斯敏斯特市政府道歉。
2009年，在新威斯敏斯特中国公墓的顶部，计划建造一个新的中学设施。
加拿大和解组织要求对新威斯敏斯特的华人社区过去的遭遇进行调查，例如在1911年将中国学生排斥在新威斯敏斯特公立学校之外。2010年，新威斯敏斯特市议会投票赞成公开道歉过去对华人社区的不道德行为，并公开承认这些不道德行为。新威斯敏斯特市市长韦恩·赖特（Wayne Wright）发布讲话，另一人将他的发言翻译成普通话。
联邦政治
1957年，郑天华（Douglas Jung）从温哥华第一次当选为加拿大国会议员，他是第一位在国会任职的加拿大华人，也是第一位在国会任职的加拿大少数族裔。1962年，郑天华再有一次的竞选中失利。李艺术（Art Lee），同样来自温哥华，于1974年竞选成功，是第二位加拿大国会华裔议员。
根据1984年划定的边界，温哥华地区有两个选区，他们的人口均超过20％是华人：东温哥华（Vancouver East，23.9％）和温哥华金斯威（Vancouver Kingsway，24.6％）。那年，南温哥华（Vancouver South）的华人比例为17.8％，而温哥华Quadra的华人比例则为11.2％。1988年，选区被重新绘制。温哥华东部选区的华人人口为25.4％，是唯一华人数量超过20％的选区。温哥华南部选区的华人人口为19.7％。
2010年，新民主党（NDP）候选人加布里埃尔·约伊（Gabriel Yiu）在卑诗省参加大选，指控他的政治对手候选人克什·希德（Kash Heed）在温哥华-弗拉瑟维尤（Vraserview）选区中向中国人分发非法的反NDP小册子，而希德是大选的获胜者。
房价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住房价格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香港人的涌入，温哥华的房地产价格开始上涨。许多新移民推到了旧房屋，并在自己地皮上建造了新房屋。作为回应，几名加拿大人组成了一个游说厅，反对新的大房子并限制城市发展。
格雷戈里·施万（Gregory Schwann）撰写了1989年的报告，根据加拿大就业和移民部的统计数据，该报告指出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加拿大其他地区到温哥华的移民数量很多，但在1976年至1986年期间，移民数量有所下降。斯坦福大学的斯坦利和约翰·托德（WT Stanbury）和约翰·托德（John Todd）撰写了《住房危机：地方政府法规的影响》一书，他指出，从1987年到1989年期间，移民人数增加了，而且有大量的香港移民购买了大房子。（该报告引用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财政与公司关系部的统计数据。斯坦利和托德的报告也于1990年1月由劳里尔研究所出版。）
21世纪的房价
截至2014年，新移民来到大温哥华地区的人数占全省新移民总数的96％，而富裕中国大陆人进入温哥华的趋势正在上升。2005年至2012年，共有29,764名富裕的中国人（大多数为中国内地）采用加拿大富裕的投资者移民计划-移民投资者计划（IIP），进入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是许多IIP申请人的预定目的地。由于非常受欢迎，这些申请被冻结了。截至2013年1月，积压的45,800名中国人打算通过国际投资进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到2011年，这些富裕的中国内地投资者开始在温哥华购房，其中温哥华的西侧包括Dunbar，Point Grey和Shaughnessy成为主要市场。许多新买家选择拆除而不是翻新1940和1950年代的早期房屋，他们重新建造了格鲁吉亚式的新房屋。2015年11月，一项研究表明：中国投资者在六个月内购买了温哥华西侧约70％的独立式住宅。
温哥华一些社区的成员，包括华人，对新投资者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在抬高房价。2010年，加拿大公共政策边境研究中心指出，温哥华在讲英语的城市中，其住房价格排名第三，其住房价格比纽约市，伦敦和旧金山要贵。截至2013年，Demographia Research，一个在全球350个城市中进行房价排名的机构，将温哥华列为仅次于香港的世界第二昂贵的城市。BBC的Ayesha Bhatty写道：“专家说，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支持这种关于房价的担忧。”
温哥华市长格雷戈尔·罗伯逊（Gregor Robertson）对于中国买家是否正在影响房价形成了不同的说法。
许多对房价上涨的批评家已经收到了种族主义的指责。温哥华唐人街的激进主义者戴维·王（David Wong）批评种族主义，因为它可能阻止人们对此事进行诚实的讨论。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表示，来自中国的总计50亿加元的钱被用于购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房地产，从而使大温哥华房价上涨了5％。在从2012年到2017年的5年中，温哥华房价飙升了60％。
教育
2007年，大温哥华所有学区都分布着大量的中国人口。
温哥华学校委员会（VSB）的学校都已整合在一起，现在许多学校人口中，华人族裔占多数。私立学校和天主教私立学校也都融合在一起。大多数学校都提供汉语课程，并且尽管非常规课程以英语授课，但非中国学生很喜欢汉语。VSB还提供广东话基础课程。
1998年，一群来自中国的父母要求VSB建立一所新学校。所请求的学校将使用校服，比其他公立学校分配更多的家庭作业，用《咸水城：温哥华华人社区的故事》一书的作者Paul Yee的话说，“带动学科”和“返璞归真” ”。校务委员会选择不建立学校。
截至2012年，温哥华有中文学校同时教授普通话和广东话。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该市几乎所有华语学校中，广东话都是唯一的教学语言。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进修汉语课程。温哥华社区学院提供广东话入门课程。兰加拉学院（Langara College）提供继续学习成人的广东话班和儿童的普通话班。
大约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温哥华公立学校的大多数校长都认为没有必要将华裔学生与非华裔隔离，因此在温哥华公立学校中，隔离并不常见。温哥华CBA努力劝阻学校行政部门隔离中国学生。
由帝国改革协会建立的中国爱国学校是温哥华第一所中文学校。在20世纪初期，温哥华的中文学校是文华中学，温哥华中华公立学校，金华中学，广智中学，广州中学（广东学潇）和另外两所学校。在新威斯敏斯特还设有爱国学堂。到20世纪年代和30年代，温哥华地区已经建立了几所补充汉语教学的学校，最多的时候共有11所。
宗教
列治文的佛教寺庙
截至2011年，大温哥华地区超过100,000的华人是基督教徒，约占华人总人口的24％。大温哥华华人总人口的14％表示，他们是佛教徒。
大温哥华地区有中国基督教教会和中国天主教教会。截至2013年，该地区约有120家中国教堂，新教教堂超过110个。教会的服务以广东话，英语和普通话为主。
大温哥华地区有超过26个中国基督教组织。它们包括神学组织，广播电台，杂志和报纸。
文化和娱乐
广东话剧的第一张唱片是1898年在温哥华录制的。
农历新年游行每年都在温哥华举行，许多地区的政客都会参加这次活动。
在20世纪50年代左右，国际基督教青年会的顾客中有80％是华人。该青年会在1943年以唐人街中心的名字开业，但在1950年改名。他们大多数是土生华人。
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温哥华华人社区拥有社交俱乐部和娱乐场所。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俱乐部的数量有所增加。中国学生足球俱乐部是唯一一支在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活跃的，不包括加拿大联邦白人的球队。此外，还有一个中国网球俱乐部。中国运动俱乐部和中国保龄球俱乐部居住着土生或本地出生的中国人。族裔俱乐部的增加促使基督教青年会建立了一个俱乐部间理事会。
社区有中国歌剧院和中国戏院。在1950年代左右，温哥华的中国教堂有自己的娱乐节目，包括童子军。
为了纪念1986年的百年华诞，温哥华华人文化中心的志愿者在False Creek举办了珠江三角洲龙舟赛，这是北美长规格划艇比赛中的第一个。首次国际龙舟比赛是86世博会的一部分，这也是该市有史以来首次举行的端午节（Tuan Ng Jit），该节日在坎比街之间的福溪中部举行。此外，Granville St.桥在夏至的传统时间也会举行。2010年冬季奥运会的火炬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龙舟在False Creek上移到BC Place的开幕式上的。
在中国的加拿大军事博物馆学会位于温哥华，它创建于1998年。
翻译整理自维基百科
